华夏姓氏中“名、字、号”的区别
华夏姓氏中“名,字,号”统称为人的名字,都是对人的不同称呼而已,同样的姓未必是一个起源,如:“贺”姓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后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又如五代时吴越“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之后,黄子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汉代诸县“葛”姓迁到阳都,为了和当地葛姓区别称为“诸葛”;齐地“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华夏姓氏中“名、字、号”的区别: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与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如:郑庄公名“寤(牾)生”,是母亲难产的纪实;还有些人名所用的字有特定含意。
字是“名”的解释和补充和“名”相表里,又叫“表字”。华夏“名”和“字”的关系意义相同,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都是同义,故“名”和“字”意义相辅,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因能“补”过才能“无咎”。“名”和“字”意义相反,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如: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如: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均为人们所熟知。
除了“名、字、号”外,历史上还有如下情形用来代替人的姓名: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给予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后人给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取自古书古典中的“名”、“字”,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等。
综上所述,姓氏只是一种符号,受政治、地理、民族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名、字、号”形态各异,共性之处在于皆为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的组成部分。
编辑感言:而今,人们虽然很少使用“名、字、号”,但由于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并被广泛的使用,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的思想、风格等,人们需要对它有所了解和掌握,因为这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事实。 (晓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