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李不婚”话改姓

        我国民间至今流传着“胡李不婚”之说。原来，在唐朝末年，皇室衰微，军阀割据不休。权臣朱温手握重兵、独揽朝政，弑主篡位之心路人皆知。当时身处皇位之上的唐昭宗自然战战兢兢，成天担惊受怕，为避灭门之祸，保留家族一丝血脉，他偷偷将出生不久的太子李昌翼托付给了自己的亲信胡三公。事出紧急，胡三公连夜就将太子送回老家，并将其改姓为胡，作为亲子养育。昌翼自小便在胡三公的鞭策下勤奋读书，凭借其出众的才华，很快他便笑傲科举场，高中明经科进士。然而高中的喜悦却很快被自己离奇的身世所稀释，绝望伤心之下，他隐居于考川，后人称明经先生，其后裔也因此被称为“明经胡氏”，为避免兄妹之间的姻亲，铭记改姓源流，昌翼便从此立下“胡李不婚”的祖训。

       其实，“胡李不婚”之说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悲情的故事，还提出了一个与姓氏密切相关的话题“改姓”。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任何姓氏均源于自己的祖宗，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变动。然而受诸多外力的影响，却使得改姓现象极其频繁，也正因为此华夏姓氏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魅力。赐姓、避讳、避难、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改姓几乎贯穿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始终。

       赐姓，乃是改姓现象的重要原因。人有三六五等，姓分高低贵贱，一个人的姓氏往往代表身份与地位。享有一个高贵的姓氏，对古人来讲无疑是一种荣耀。因此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便利用赐姓之制，来笼络人心，维护和加强统治需要。虞舜统领四方时，大禹因治水有功被“赐姓曰妣”。夏朝，刘累因养龙有方，被夏王孔甲赐姓为御龙氏。封建时期，皇帝赐姓现象愈加频繁。今天李姓人口如此之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李唐王朝的“疯狂”赐姓。一般而言，赐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赐国姓、赐他姓、赐恶姓。无论在哪一朝代，国姓必然是最为尊贵的姓氏。只有那些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抑或是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皇帝赐以国姓。大唐开国元勋徐世勣、杜伏成、安抱玉等因卓越战功被赐姓为国姓“李”；明末时期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因“屡建奇勋”而被赐姓“朱”，后被称为“国姓爷”。当然，对于那些够不上赐国姓的功臣，统治者也可以赐以他姓以示恩宠。如汉武帝时期，曾赐来降的匈奴休屠王后裔为金。而明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原本姓马，但因为在“靖难之役”中郑村坝一战立下大功，被明成祖赐姓为郑。与恩宠相反，统治者为了以示惩戒，往往会赐以“虺、蟒、蝮”意为毒蛇、虫这一类的恶姓。隋炀帝时期，权臣杨玄感起兵作乱，气急之下的隋炀帝便赐杨玄感族人为枭姓。而武则天为发泄私愤，曾将高宗的原配王皇后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垂拱年间，博州刺史李贞、豫州刺史李冲等起兵讨伐武则天，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后裔通通赐为虺（意为毒蛇）姓。

       除了赐姓之外，避讳也是改姓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避讳，就是避帝王、圣贤、长辈乃至长官的名讳（同音字也要避免）。为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将人名地名等改头换面的现象。汉武帝名刘彻，结果姓“彻”的人都要改成姓“通”；汉宣帝名刘询，当时姓“荀”的都要改称姓“孙”，于是在西汉时期，早已躺在棺材里的儒学大师荀子被冠以孙卿的名号。而清朝的时候，因避讳孔子(孔子名丘)，当时的雍正皇帝下令将“丘”改为“邱”。在中国避祸改姓的例子也相当多。政治斗争的失败、战争年代的动荡岁月，为了保全自己及族人，不少人选择了改姓。北宋时候著名宰相吕蒙正因被奸臣陷害，为躲避追杀，将几个儿子改为高、卢、江等姓氏逃往台湾。五代时期，时居莆田的候补官员翁乾度为避战乱，遂隐居乡野，后将自己的六个儿子分姓洪、翁、江、方、龚、汪。

       除上述原因之外，少数民族汉化、入赘、收养、字体简化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改姓进程。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几乎所有的鲜卑姓氏均被改为汉姓。如皇族的拓跋姓被改为元姓，独孤姓被改为刘姓。而“赘、收养改姓”在历史上也为数不少。唐玄宗时期最为得宠的宦官高力士，原本姓冯，后来被姓高的宦官收养之后，改姓为高。新中国成立之后，字体简化的浪潮，使得诸如萧、傅、阎这样的姓氏被简写为肖、付、闫。今天封建制度烟消云散，依托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赐姓、避讳现象彻底终结，而出于民族多样性的需要，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现象也越来越少，故改姓逐步走向沉寂乃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后记：改姓，尽管原因复杂纷繁，却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华夏姓氏的繁荣。正是在改姓的客观作用下，才衍生出一个个有声有色的姓氏故事，探究其背后的传奇，感觉韵味无穷，别有洞天。       （晓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