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笔谈》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每天也都在想到或称呼别人的姓名;同样自己的姓名也在被别人想着或叫着。可以说,姓名实际上是人类每个人的标志。试想如果生活中没有姓名,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变得怎样? 生活中离不开姓名,因此我们有必要也应该了解姓名的意义和作用。
谈到姓,很容易使人想到氏,人们常把按姓名笔画多少排列的人名称为“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姓氏并称,表示同一个概念。但在上古时期姓与氏所指完全不同,其中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氏则是姓的分支和发展。《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氏则指其子孙的血统来源。在当时这种区分的作用:其一在于严格男女之别,如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其二是为了区别贵贱,出身低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统来源,也就没有“氏”;其三是为了更好地选取婚姻之家。我国自古就有“同姓不婚”的惯例,如果同姓相婚,不仅有悖人伦,而且还会引起“其生不蕃”的严重后果。春秋末年以后,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线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势头。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此后的人们有时称姓,有时称氏,有时姓氏并称,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界限,于是姓氏从此合而为一。 姓氏的统一的意义,在于每个宗族有了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永久使用,形成了一脉相传的家族,血统源流的线索开始清晰,以至后人探讨姓氏历史时,很容易找到血缘所出。
一、姓氏的来源和演变
我国最早的姓氏出现在什么时候?经查考: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由于血缘关系的不同,分为一个个部落,各个部落为了相互区别出现各自的名称,这种名称无疑就是姓的雏形。因为当时还不曾出现文字,所以部落的名称靠口头或传说留存,经历了无数世代以后,有了文字记载才将这些最早的姓氏记录下来。
夏代以前,华夏曾有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活动在广袤的国土之上,这些部落各有不同的始祖,他们是各部落的开创者,被后人奉为神圣,当作半人半神的英雄。如传说时期的黄帝、炎帝、虞舜等人,曾为开创各自的部落做出突出贡献,不仅被本部落的人当作神明看待,而且名字也被用来当作部落的代号,这些代号无疑都是最原始的“姓”。后来各个部落又进一步分衍为许多支族,这些支族同样以与本支族有关的人或物命名,这些名称也就是最早的“氏”。
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姓氏,一般认为出自商代的甲骨文中。从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字看,有“帚秦”、“帚楚”、“帚杞”、“帚周”、“帚庞”等字,其中“帚”即后来的“妇”字,“帚秦”即“妇秦”,指来自“秦”等部族的妇人。上述“秦”、“楚”、“杞”、“周”、“庞”等字,都被认为是我国早期姓氏的一部分。商周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姓氏渐渐多了起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些姓氏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发展、演变,成为今天使用的姓氏。如果把这些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历史,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源流。不过若把这些姓氏放在一起研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是由国名演变而来;有些是从官名、地名等发展而来;有些则是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称号或改姓,原因众多,情况不一。如现今常见的齐、鲁、秦、吴等姓,大都是由历史上的齐国、鲁国、秦国、吴国等国的皇室宗族或黎民百姓为纪念故国以国名为姓。其中齐姓人源于两周时期的齐国,春秋战国时因齐国发生内乱,姜姓王朝被田姓王朝取代,于是亡国后的姜姓人纷纷以国名为姓,至于鲁、秦、吴等姓也大致如此。
在华夏姓氏来源中,有些姓氏由祖先的官爵谥号而来,如周代有人做管理粮仓的官,当时把露天的粮仓称为“庾”,有房顶的粮仓称为“廪”,此后粮官的后裔便以庾、廪为姓。西周时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后来便有人以公子、公孙为姓;春秋时,宋国有位国王名子和,去世后被谥为“穆”,后人除继承王位者姓子外,其余便都以穆为姓。此类例子还有周文王之后姓文、卫康叔之后姓康、宋武公之后姓武等等,不胜枚举。
除此之外,有些姓氏来源与家族的崇拜物(图腾)及居住地、祖先名字或职业有关,如一些氏族崇奉青牛、白象,其后便姓青牛、白象;鲁庆公之子公子遂居住在鲁国都城东门,号东门襄仲,子孙便以东门为姓;巫、卜、匠、陶等姓与各自祖先从事的职业有关。
综上所述,姓氏出现后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一些古老的姓氏被废止、绝灭,同时又诞生许多新姓氏。在这些新姓氏中,有的因为避皇帝的名讳而改姓,如秦汉时的籍姓,因避西楚霸王项籍的名讳而改姓席;唐末王审知称闽王,当地沈姓改为尤;有的是因读音相近而变为别的姓氏,如江淮地区“韩”、“何”不分,北京一带“耿”、“简”音近,福建沿海“王”、“黄”不分,历史上都有互改现象;有的因避乱避祸等自行改姓,如南北朝时,南朝人刘凝之避乱入北朝,改姓员;王审知闽国灭亡后,子孙为逃避仇人追杀,分别改姓游、沈、叶等;汉武帝时丞相田千秋,因武帝恩准乘车上殿,家族以为荣,从此改姓车;有的是因政治原因而改姓,如南朝齐巴东王萧子响起兵作乱,兵败被杀,家族除籍,改姓峭;隋朝贵族杨玄感反隋失败后,被改姓凫;有的是从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中改姓而来,如隋末王世充本西域胡人,后改姓王;明朝时有菲律宾国王入朝中国,病死途中,子孙留下守丧,改姓安、温等。但影响最大且使姓氏变化最多的一次事件,发生在公元496年由北魏皇帝主持的把鲜卑姓改为汉姓运动。北魏皇室出自鲜卑族,在改用汉姓前,鲜卑人使用的是三字或四字姓,复杂且难记。至北魏孝丈帝时,随着鲜卑人汉化程度的加深,原来的姓氏越来越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孝文帝下令把繁复的鲜卑姓改为汉姓,其中:皇姓拓跋被改为元,其他如丘穆陵改为穆,普六茹改为杨步六,孤改为陆等等。在这次运动中总计有144个鲜卑姓氏被改为汉姓,这些被改姓的鲜卑人后来都融入了汉族之中,到宋代人编修《百家姓》时,由这次改姓而来的许多姓氏都被收录进去。
总之,华夏姓氏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全部理清各种姓氏发展和演变的线索,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还有待于有识之士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二、华夏姓氏知多少
先秦时期的姓氏书籍《世本》收入 18姓875氏,尽管其中有些姓氏没有留传下来,但绝大部分都使用至今。又如汉代姓氏书《急就篇》收入130姓,其中单姓127个,复姓3个,由于该书是按韵律编写的儿童识字课本,作者在编写过程中摈弃了一些难写难读、无法入韵姓氏,因此并非汉代人所使用的姓氏全部。两汉以后,华夏使用的姓氏不断增加,一些新的姓氏和由少数民族改姓大量涌现,极大丰富了姓氏数量。唐代初年编修的《大唐氏族志》收录293姓;唐代中叶人林宝编撰《元和姓纂》收入姓氏1233个;宋朝人撰著《通志·氏族略》和《姓解》收录姓氏分别为2155和2568个。此外,明朝人陈士元所著《姓熊》一书收录姓氏3625个;王圻撰《续文献通考》收录姓氏4657个;现代人编著的《中国姓氏大全》收录姓氏5600多个;《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个;《中国姓符》收录6363个;《姓氏辞典》收录8000多个;《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11969个;《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12000多个。著名姓氏文化专家陈历甫先生编著的《中华姓氏书法大词典》收入姓氏10129个,《续集》新收入姓氏9931个,使得姓氏总数达到20060个。上述这些研究姓氏的专业书籍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从所收姓氏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也不难看出,由于姓氏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任何一种姓氏书都无法也不可能毫无遗漏地把所有姓氏都收录进去。
三、姓氏与郡望堂号
谈到华夏姓氏,很容易使人想到一直在我国流传甚广的郡望堂号问题。过去民间嫁娶名帖上或官宦人家的府第上,往往在姓氏之前冠以一定的名号,如“陇西李氏”、“三槐堂”、“彭城刘氏”、“汝南周氏”等。这些在姓氏以前的“陇西”、“三槐”等其实就是郡望、堂号。
所谓郡望,是指某一姓氏在某一地区地位最高的家族。在姓氏发源以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地位比较高的人为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姓氏前加上所居住的地区(郡),这样就有了郡望。如前述陇西李氏即居住在陇西地区(今甘肃天水一带)李姓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是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为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有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无法染指这些位置。最著名的例子如《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因为张生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才会有崔莺莺之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唐末以后,由于“选官不问郡望,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失去了实际意义,才使郡望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郡望演变为姓氏的一种标志,不管是不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必称陇西,言周必称汝南”,而不必在意居住地了。
堂号,则是郡望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是某一郡望中某一房支的称号。在某一姓氏中的某一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发展和迁徙的缘故,往往会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房支和系派。这些房支和系派与郡望一样,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在郡望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号,这种名号有时称为房号,有时则称为堂号。如前述“三槐堂”本是王姓中的“琅邪王氏”一个分支,北宋初年,这支人的开创者王祜在所住的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以勉励子孙努力仕宦位登公卿((槐树在古代是公卿的标志),此后其子孙果然实现了他的夙愿,为了纪念王祜,王姓人便称“三槐王氏”或王氏“三槐堂”。
华夏姓氏中郡望堂号较多的是唐代的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邪、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另外,也有不少姓氏只有一个郡望堂号,如丁氏济阳堂、于氏河南堂、井氏南阳堂、郑氏荥阳堂等,至宋元以后人们对郡望、堂号的内容不再有所区分,把二者同样作为姓氏发祥地的代称。
四、华夏姓氏现状及其分布
据史料记载,华夏曾出现过两万多个姓氏,其中 3000多个一直使用至今。1978年有关部门曾对北京等七大城市的姓氏使用情况作过调查,发现北京市共有姓氏2225个,上海市1640个,沈阳市1270个,武汉市1574个,重庆市1245个,成都市1631个,广州市1802个,七大城市姓氏加在一起统计共有2694个。 从已知的姓氏统计资料看,各省、市、自治区所使用的姓氏都在1000个以上,但这些姓氏的使用频率和拥有的人口情况十分悬殊。以我国北部为例,李、王、张、刘是北方大姓,仅北京市王姓人口就占全市总人口的10.6%,李、张二姓各占 9·6%,刘姓占7·7%。四姓人口加起来,共占北京市总人口的1/3以上。又如上海市,据有关部门对上海市区和上海县625万人的统计,张、王、陈三姓人口最多,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46%、6.4%和5.83%,除这三大姓外,位居前10名的还有李、徐、朱、周、吴、刘、沈,七姓人口各占人口总数的3.6%至2.43%不等。此外人口数量占总人口1%以上的姓氏共有19个,除上述10个外,另有杨、 黄、陆、孙、顾、赵、胡、金、曹,19姓人口加起来占全部人口的49.41%以上。再如台湾省,根据1978年6月的人口普查结果,当时有居民1700万,使用姓氏1694个,其中位居前10名的依次是陈、 孳、黄、张、李、王、吴、刘、蔡、杨,10大姓人口占台湾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尤其是陈姓,据1938年和1958年两次抽样调查统计,人口数量都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2%以上。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华夏各姓氏的人口数量和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如王姓在198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作的统计中是第一大姓,但到1986年中国科学院统计时则退居第二位,至1990年人口普查时,王姓又跃居第一位。此外如张姓,在近年所作的各种统计中均居第三位,但由于其人口增长很快,有人预测,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王、李二姓,跃居百家姓第一位。
华夏大小姓的悬殊也十分明显,这种悬殊并且还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其发展结果可能是大姓人口越来越多,小姓越来越少甚至被淘汰。据专家学者研究分析:在沿用至今的3000多个姓氏中,经常使用的仅为1900个左右,占人口总数87%以上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由于各姓氏的起源、发展、迁徙原因不同,其分布也极不均衡,如李、王、张是北方大姓,陈、林、黄则是南方大姓。一些影响较小的姓氏甚至仅仅分布在某一地区、某一乡镇,如湖南省桃源县璩((音渠)姓,辽宁沈阳皓姓,浙江余姚众姓,陕西彬县叱干姓,江苏武进莳姓。又如湖南澧水流域的慈利、大庸、澧县等地,生活着16000余名庹(音脱)姓人,这在其他地区很少见到,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晓铁/文)